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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經(jīng)洞文物的流散，是20世紀初中國文物流失海外最具代表性事例之一。近日，法國通過的“文物歸還法案”引發(fā)公眾熱議，讓人看到中國流失文物回歸的曙光。不過，日前中國前駐法大使孔泉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于法國的文物歸還法案，一定要警惕“全票通過”的說法：法國國民議會有577席，僅170票贊成該法案。

一位專門研究海外流散中國文物的專家在接受澎湃新聞記者采訪時也表示，我國流散在法國的文物，特別是敦煌藏經(jīng)洞文物，因當時有購買交易的情形，在法律上的性質界定復雜，比圓明園流散文物的回歸難度大。

法國是繼英國之后歐洲收藏中國文物的第二大中心。根據(jù)現(xiàn)有統(tǒng)計，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敦煌文物達1萬多件，包括北魏的絹寫本、隋朝的金寫本、唐代的絲繡本等稀世珍品。法國收藏的敦煌文物特點是“精而不在多”，學術價值在全球敦煌文獻收藏中首屈一指。法國公立機構收藏的中國文物總量約260萬件，其中90%以上為近代殖民時期非法獲得，敦煌文書正是這一歷史背景下的典型代表。

伯希和拍攝的敦煌

伯希和與敦煌文物：雖是購買，實為非法

1908年，法國漢學家保羅·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區(qū)區(qū)500兩銀子的代價，從莫高窟道士王圓箓手中購得約7000件敦煌文物，于1909年11月運抵巴黎，寫本部分入藏法國國家圖書館，另有200多件唐代繪畫、木雕、紡織品、畫幡、經(jīng)帙等美術品現(xiàn)入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館。與其他國家收藏相比，法國藏敦煌文獻數(shù)量并非最多，但都是研究者評價較高的文獻精品，有別于英國藏以敦煌繪畫為主，法國藏以寫本與文書見長。

有研究者認為，伯希和獲取敦煌文物的方式，雖然是購買，但是從歷史事實來看，這一獲取行為至少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被定性為非法：第一，交易對象無處分權， 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者王圓箓是一名道士，并非敦煌文物的合法所有者，根據(jù)國際法上的“源出原則”（Principle of Origin），文化遺產(chǎn)屬于其原屬國，任何個人無權私自處分。王圓箓出賣藏經(jīng)洞文物，本身即屬于無權處分行為；

第二，交易手段具有欺騙性。 伯希和等人采用“明奪暗搶”“連哄帶騙”的手法獲取文物。敦煌市文旅部門在官方公文中明確將伯希和等人的行為定性為“在未經(jīng)中國政府許可的情況下，到敦煌肆意盜竊文物，非法竊取中國文化遺址的物品”；

第三，交易對價嚴重不公。 伯希和以500兩銀子換取了約7000件文物，其中還包括200多件繪畫品。而藏經(jīng)洞文物的真實價值，即便以當時的標準衡量，也遠超這一價格。伯希和本人“對自己雖然付了一點錢，但獲取這樣巨大的寶藏對于中國人來說一定是一種傷害”這一事實有著清楚的認識。從當時的中國法律來看，清政府雖然腐敗無能，但從未頒布法令授權外國探險家隨意將中國文物運輸出境。這些外國考察隊的活動大多未經(jīng)中國政府正式許可，其行為本質上是違反當時中國主權和法律的。

“敦煌藏經(jīng)洞的發(fā)現(xiàn)，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的四大發(fā)現(xiàn)之一，但卻是由一個不懂學術的道士偶然發(fā)現(xiàn)的，這就決定了敦煌寶藏的悲慘命運?！北贝蠼淌?、敦煌學家榮新江曾在書中記述。

對于伯希和從敦煌莫高窟帶走六千余種文書以及大量唐代繪畫與幡幢、織物、木制品，國學大師陳寅恪在為《敦煌劫余錄》作序時慨嘆：“或曰，敦煌者，吾國學術之傷心史也?！?/p>

敦煌文獻回歸，有無可能？

中國前駐法大使孔泉在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認為，法國國民議會全票通過文物歸還法律草案，其實“全票通過”不等于“暢通無阻”，國際公約通常對文物追索設有一定時效限制，這對久遠年代的流失文物極為不利。法國既是文物大國，也是全球重要的文物交易中心。若全面啟動歸還機制，許多公私博物館將因此“傷筋動骨”。因此，法律草案設計了“雙重保險”：不僅需與申請國建立聯(lián)合科學委員會審核清單，還需通過法國國內文化財產(chǎn)歸還委員會的評審。

一位知名中國海外文物研究專家告訴澎湃新聞，由于敦煌藏經(jīng)洞文物因有購買交易情形，在法律上的性質界定難度更大，很難進入法律追索框架，加之輿論、文物形態(tài)、收藏主體等方面的差異，比圓明園流散文物的回歸難度更大。

積極的信號在于，盡管早期西方學界傾向于使用“探險”“發(fā)現(xiàn)”“收購”等中性詞匯描述伯希和的敦煌之行，但近年來隨著全球文物返還意識的提升，越來越多的國際學者和機構開始正視這一行為的掠奪性質。法國政府這次通過的《文物歸還法案》中，將1815年至1972年期間“通過殖民侵占、戰(zhàn)爭劫掠、強迫征收等非法方式獲取的藝術品和文物”納入適用范圍，伯希和獲取敦煌文書的方式——即欺詐性交易——恰恰符合法案所定義的“非法方式”。

此外值得肯定的是，近幾年來，法藏敦煌文獻通過高清數(shù)字化，圖錄出版、國際合作項目等向學界開放，這一進程被視為是敦煌文物和文獻的“數(shù)字化回歸”。從中國國家圖書館發(fā)布的法藏敦煌遺書數(shù)字資源，到《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文獻》的出版，這無疑為中國敦煌學研究者提供了更多便利，眾多研究人員得以一見敦煌寫卷的形態(tài)與細節(ji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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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以寫本與文書見長的法藏敦煌文獻

據(jù)悉，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包括漢文文獻2700余號、藏文文獻4000余號，此外有梵文、回鶻文、于闐文、粟特文、希伯來文等文種的珍貴文獻，總數(shù)達7000余號。其中有存世最早的拓本文獻唐太宗《溫泉銘》、歐陽詢《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沙州都督府圖經(jīng)》等，歷來備受敦煌學研究的重視。

在整理體系上，這批文獻以“P編號”（Pelliot縮寫），如P.2001—P.6040，成為國際敦煌學研究的標準引用系統(tǒng)之一。

法藏敦煌文獻類型豐富，包括宗教文獻，如佛教經(jīng)典及其注疏、“藏外佛典”、景教、摩尼教文獻，這部分材料不僅反映佛教傳播，還揭示了敦煌地區(qū)多宗教并存的歷史現(xiàn)實；世俗文書，如官府文書、契約、私人書信與賬簿，這些材料為研究唐宋時期基層社會、經(jīng)濟結構與法律實踐提供了一手證據(jù)；典籍與文學文本，囊括經(jīng)史子集類文獻、講唱文學、教學與啟蒙文本，體現(xiàn)敦煌作為文化傳播節(jié)點的功能等。

與其他國家收藏相比，法藏敦煌文獻具有一個顯著特點：數(shù)量并非最多，但均是研究者評價較高的文獻精品，有別于英藏以敦煌繪畫為主，法藏以寫本與文書見長，這取決于伯希和在選取過程中，為自己訂立的選擇標準。“選取背面有非漢文的卷子、帶有寫經(jīng)題記的卷子、估計未入佛藏的卷子和非佛教的典籍與文書?！?/p>

法藏敦煌文獻圖經(jīng)、賬歷、占卜文書、法律文書等，反映了社會經(jīng)濟生活的面貌。非漢語文書語言種類非常豐富，包括粟特語、于闐語、藏文、回鶻文、梵文、吐火羅文等。唐太宗《溫泉銘》、柳公權書《金剛經(jīng)》拓本、歐陽詢書法拓本等書法作品，紙本繪畫、木牌畫、絹本畫等精美繪畫，也體現(xiàn)了極高的藝術價值。

吉美博物館藏敦煌佛畫

伯希和收集的敦煌文物中，還有二百多幅唐代繪畫與幡幢、織物、木雕等，它們先是入藏盧浮宮博物館。1947年，吉美博物館改組為法國國家博物館的亞洲藝術部，這類以美術品為主的文物全部歸吉美博物館收藏。榮新江在其書中有所記述，“這里建成三個大展室，放置敦煌和新疆發(fā)現(xiàn)的畫卷和畫幡。伯希和收集的繪畫精品大都放在展室中公開展覽，至今人們到該館參觀，仍可以方便地飽覽這些藝術珍品。”

收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館的《五方五佛的曼陀羅》，是伯希和從敦煌帶回法國的佛畫。它表現(xiàn)的是曼陀羅（也譯為壇城）這種神秘的佛教繪畫。畫中使用了奢華的金箔，令人聯(lián)想到摩尼教手稿和吐魯番的繪畫。同時，畫作中使用的冷色調藍色則讓人想到青金石，這種色調在稍晚的繪畫中有所使用，并且可能是由來自于闐的難民帶到敦煌的。

《披袈裟菩薩立像幡》是伯希和收集的敦煌絹畫中保存較為完整和精美的一幅，伯希和為此畫命名為《披袈裟菩薩立像幡》，現(xiàn)藏于巴黎吉美博物館。

而對于吉美博物館所藏紡織品，博物館研究員勞合· 費日（Laure Feugère）在撰文中介紹，1909年，伯希和從敦煌回到巴黎，除珍貴的手稿和畫卷外他從中國獲得的文物還包括一批珍貴的紡織品，如經(jīng)帙、經(jīng)巾、桌布和各色絹畫等。絹畫上的佛像常以銀繪、墨繪或黃繪（石黃）為之，織物和石窟壁畫中表現(xiàn)的相似。直到2010年，這批紡織品才最終得以全面清理和編目。

雖然是一手資料，但是伯希和對這些紡織品殘片并不十分感興趣，因為19世紀末以前中國還沒有開始墓葬發(fā)掘。他在探險筆記中寫道：“1908年3月7日，我發(fā)現(xiàn)兩塊奇怪的絲織物，一塊是織物，另一塊是刺繡，藍色的繡地上用白色的絲線以鎖繡針法繡以完整的《佛說齋法清凈經(jīng)》經(jīng)文，字體非常奇特。”1908年3月13日寫道：“今天找到一塊羅織物，上面少數(shù)神像還非常完好。”3月20日寫道：“一條精致的系帶……”。但是關于紡織品我們所知道的也就只有這么多了。他的探險筆記花大量的筆墨記錄了手稿的發(fā)現(xiàn)。